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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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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师们交往的几件事
洪平顺

    1958年至1959年,我在原子能所实习一年。期间,我和几位科学大师有过一些交往,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给我的印象却终生难忘。

钱三强

    钱三强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改革开放后任中科院副院长、“两弹元勋”之一。他长期任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我曾听过他几次报告。我当时在二室一组工作,他的党组织关系和我在一个党小组。只有一次,在讨论朱光亚同志转正时,他出席了党支部大会,并做了一次较长发言。

    改革开放后不久,有一次见到钱老,我对他说:“1958年至1959年我在原子能所实习,您和我一个党小组,您因工作忙,一次党小组会都未能参加,每次是您的秘书来代缴党费。”钱老听后风趣地说:“啊!党小组会都不参加,党费都让秘书代交,难怪要被批斗,应该批斗。”我们都哈哈大笑。

    钱三强先生文革中曾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批斗,取消了配备的汽车,每天从中关村乘公交车到三里河部机关大楼上班接受批判。却还要派一名警卫员跟随着他。有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晕倒在汽车上,被警卫员背着送到医院抢救。我在北京一次恰巧遇到这位警卫员,他说,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他只能背着钱老跑步送医院,幸亏抢救及时,得以转危为安,但也留下了一点后遗症,说话有时有点口吃。

    钱老虽然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但他对理论物理却非常重视,他多次强调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一次他和我们谈到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的作用,他说:“我们在讨论原子弹研制中的关键问题时,大家谁都没见过原子弹,抓不住重点。而彭桓武在黑板上列了几个边界条件,马上问题就大大简化清晰起来,主要难点也突出出来,可以说彭桓武的理论分析对我国原子弹的研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朱光亚

    1958年,原子能所二室主任是何泽慧先生,朱光亚先生是副主任,负责安排实习人员。我和他有两次直接接触,一次是进所时他安排我从事中子物理方面的工作,对我提出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再一次是实习结束离所前,按规定他检查我的实习记录本并详细审阅,把涉及机密的内容用毛笔涂掉,有几页被整页撕掉。他还对我一年来的实习做出评价,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我虽然和他接触不多,但从同事的反映和参加他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了解到他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谦逊,和上下关系都很协调,受到青年的人爱戴,也是“两弹元勋”之一。

戴传曾

    戴传曾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早年留学英国,新中国成立后回国。1958年是二室一组组长,一组当时担负着为一国防项目设计提供实验数据的任务。在戴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从实验装备的设计、实验条件的准备,加工、安装、仪器、探测器的调试,一直到开始实验,正好进行一年,在戴先生的耐心指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我从一个工程大学生转向理科,特别是迈入了“核”的门槛。

    戴先生性格直爽,在那个年代不随大流,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他又能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他和李德平一起与青年科学家项志遴、唐孝威等一起研制出卤素计数管与强流计数管而获得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60年代,他又根据国家需要,负责主持设计建造我国自己的新型原子反应堆,担任原能研究院(所)第三任院长。当时,正值核工业进入“军转民“阶段,他积极支持周永茂等人设计建造了一座微型反应堆,为原子能和民用提供了重要手段。微型堆鉴定时,我和四系钟声老师一起应邀参加了鉴定会。当时戴传曾院长非常希望第一座微型堆能落户科大,以科大为窗口,利于向国内外推介这一成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我室研究生丁俪莉就是利用这台微型堆作为重要手段之一完成她的硕士论文。

彭桓武

    彭桓武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两弹元勋”之一。他给我的印象是平时衣着随便,不加修饰,说话不多,但较幽默。我和他直接接触只有两次,一次大约在1987年,他来合肥。他的学生阮先生请他在江淮饭店餐厅吃饭,邀我作陪。彭先生对阮图南说:“你在学校时的绰号叫大头。”我们都笑了起来。席间,我对彭先生说:“钱公和我们谈到您在原子弹研制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彭先生听后只是微笑不语。

    再有一次,大约是90年代初,在北京开会,会后吃晚饭,我正巧坐在彭先生旁边。他问:“你们科大是不是有一个范洪义?”我说:“是。”他说:“此人发表了很多篇文章,好象很有才。”我说:“是的,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18人之一,是您的高足阮图南指导的学生。”彭先生听后连连点头。

    有一次,钱三强先生和我们谈到,二机部党组找王淦昌和彭桓武两人谈话,要他们在三天之间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他们两人不讲条件,按时到岗。

    在我和这四位大师短暂接触中感到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经历,为了建设新中国,放弃国外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回到新中国,为发展我国原子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国家需要时,他们又能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老一辈科学家这种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的高贵品质,是另一种雷锋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