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教授施蕴渝的科研人生,在一次次提问与求索中不断向前。
37岁,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她问:“我能不能学计算生物学?”
44岁,在北京为了争取项目,她又问:“那让我们答辩总可以吧?”
84岁,在中国科大实验室,面对年轻人正在研究的新东西,她仍会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该怎么理解?”
每次提问指向同一个内核:面对未知与困境,眼前这条路,还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84岁,她仍在举手
平时,谈到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施蕴渝讲起AlphaFold(阿尔法折叠)背后的数据积累。说到病理影像,她又指出,病理样本的差异很大,“切到这一块和那一块很不一样”。随后,她坦率地说:“我不是懂那个的,但我知道这些事。”
84岁的她仍经常去实验室,看见年轻老师做科研,她不懂就问:“为什么这样?该怎么理解?”她承认:“老太太学新东西肯定不如年轻人来得快。”但她愿意继续学,和年轻人一起讨论,这对她而言“挺愉快的”。
施蕴渝从不把自己说成什么都懂的人,面对不熟悉的知识,她先承认自己不懂,再把问题问出来。这样的习惯,也并不是到了84岁才有。

84岁的施蕴渝(中)在实验室与年轻人交流
施蕴渝的父亲施士元是受居里夫人指导的物理学博士,也是中国核物理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开拓者之一。施蕴渝回忆:“在家里,我爸不怎么管我们,他忙他的事。”但父亲偶尔会教她一些东西——小学时教她除法,用英文版《小海蒂》给她讲故事,还在南京大学操场教她骑自行车。
父亲不常讲大道理,但知识、好奇心和陪伴,都留在了这些日常里。
长大后的施蕴渝原本想学物理。1960年,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她只知道自己考上了中国科大,并不知道被分到哪个系。到北京报到后,她才知道自己进入生物物理系,也就是当时的“12系”。
生物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贝时璋先生认为,生物物理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方向,不能照着传统生物系来办,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要打好基础。多年以后,施蕴渝仍然认同这种安排,“科学的前沿在不断发展,你不知道未来什么在前沿。打好了基础课以后,一个人是需要终身学习的”。
但大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并没有真正开始科研。
1978年,中国科学院有了派年轻教师出国进修的机会,施蕴渝通过考试,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到意大利。1979年5月出发时,她已经37岁,“那时候也不知道世界上在干什么,就听说有分子生物学,我就填了分子生物学”。
她记得,到了罗马大学医学院,一位女老师递给她一本关于DNA双螺旋模型的书:“你们中国人什么也不知道,先从基本的看起。”施蕴渝没有争辩,只是坐下来读。她翻看书架上的资料,发现还有关于计算生物学的书,她产生了兴趣,问道:“我能不能学计算生物学?”
老师答应了。后来她才知道,真正研究计算生物学的是这位女老师的丈夫,在物理化学系工作。她随即转到物理化学系,学习生物大分子的计算机模拟。
两年进修即将结束时,老师告诉她,国际上已经开始做分子动力学模拟,能量优化不再是最先进的方法。施蕴渝听后立刻追问道:“最先进的是什么?”(下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