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0余年前，中国科大诞生于国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之中。23位荣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大师中，有11位都与中国科大息息相关，或任校系领导，或任课教师……他们科教报国的情怀与使命、追求卓越的激情与梦想、孜孜以求的坚韧与拼搏，是中国科大的宝贵精神财富。为致敬这些国之脊梁，让师生更好地熟悉领略这些杰出科学家的精神风貌，本报特开辟“中国科大与‘两弹一星’科学家”专栏，陆续刊载他们的故事。以飨读者。

于敏（1926-2019）

著名核物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在中国氢弹制造中起到关键作用。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科大建校初期兼任教授。

于敏开创了原子核理论，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的空白，后来为了国家需要，转而从事氢弹理论研究，为中国氢弹突破奠定了基础。在氢弹原理的研究中，于敏攻克了核武器物理中的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对核武器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之后，于敏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物理设计。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统计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和辐射流体力学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问题。在倡导和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敏是在新中国环境下培养的人才，诺贝尔奖得主朝永振一郎曾赞扬他为“国产土专家一号”。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赞他为“中国的氢弹之父”。

家穷志强，勤学方有成

1926年，于敏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职员家庭，父亲因病失业时他高中还没毕业。尽管聪明好学，但家里已无经济来源供他继续求学。后来，靠一家公司资助，于敏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学习。在那里，他对物理学特别有兴趣。由于学习刻苦，表现突出，获得了奖学金。

后来，他又婉谢了资助，靠助学金转入理学院物理系。他读书特别勤奋，有时昼夜不分，于是别人给起了个雅号——“老夫子”。

1949年，于敏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在老师帮助和指导下，他迅速掌握了关于原子核理论的相关知识。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点课题——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1959年，于敏和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举办了一期原子核理论培训班，后来讲稿成书，取名《原子核理论讲义》，这是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也是其后二十多年里唯一出版的一部原子核理论教材。

肩负重任，隐姓埋名28年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于敏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百倍。中国面临着较以往更大的核威胁，中国应如何捍卫国家的安全？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捎信给毛泽东主席，写道：“中国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中国要反对氢弹，就必须先拥有自己的氢弹！”由此，中国果断决定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教授办公室。钱三强教授一见到他，说：“组织上要安排你参加热核原理的研究，你看怎样？”于敏从钱三强教授极其严肃的神情里读懂了，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钱三强教授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教授的手，点点头，接受了这个关于氢弹理论探索的机密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我国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工作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于敏不怕困难，知难而进，重新学习了有关物理方面的新知识，并很快掌握了一些计算规律。

因为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状态，直到1988年解密。于敏和一批优秀专家逐一研究解决了众多复杂深奥的物理难题，解决了大量的基础问题，摸到了一些有关物理现象的重要规律，为氢弹原理的理论探索竭尽全力。

“百日会战”，终闻惊雷声

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同志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

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点、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

最终经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并且剥茧抽丝，让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同时，于敏对实验相当重视。为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那一刻，于敏并不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长长地舒了口气。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敏锐严谨，坚守客观真理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于敏承担的全是体现国家意志的科研任务，不能有丝毫的疏漏和马虎。他多次说，“要防止‘落入悬崖（指风险区）’，防止功亏一篑。”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1971年，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按照于敏的改进建议，实验得到技术上的修正并实现成功。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数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走过弯路。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淡泊名利，奉献一生

于敏以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座右铭，从不以“中国氢弹之父”自居。他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备的品格。

1992年，于敏荣获光华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委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奖后，他将 100万元奖金，除了上交万元特殊党费外，剩下的钱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设立了“于敏数理奖励基金”，鼓励青年从事科学研究。1996年1月11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根据于敏的要求，设立了“于敏数理科学奖”。

他在世时只有两次公开露面：1999年，73岁的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且作为代表发言；2015年1月9日，89岁高龄的于敏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于敏老先生被评选为201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被赠予了此评价。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