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无线电电子学家、空间系统工程专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中国科大建校初期兼任教授。

陈芳允早期在国内领先研究毫微秒脉冲技术，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跟踪测量系统的技术负责人，全面参加了系统设计和建设工作。设计了发射我国通信卫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新方案，并负责这一系统的研制和星地技术协调工作，为建设我国卫星测控网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芳允（1916——2000）

陈芳允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抗战胜利后，陈芳允抱着科技救国的决心，赴英国留学，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经过四年的学习、研究与工作并取得优异成绩的陈芳允，带着世界第一流的电子工程技术的精湛造诣，与希冀一展宏图的一腔抱负，于1948年春天回到了祖国。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陈芳允回国后到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报到后被派往上海空军机场工作，陈芳允发现飞机场主要是为打内战服务后，不愿意为国民党出力，就回了黄岩老家，但是航空委员会一直没有放过陈芳允，要求他到南京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但陈芳允决心不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做任何事情，他拔去左脚大脚趾指甲住院，从而躲过南京政府的调令，这就是陈芳允宁愿忍受皮肉之苦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宁可自残也不为国民党卖命。

花甲之年，光荣入伍。陈芳允的军旅生涯是从60岁那年开始的。60岁对于一个军长来说也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可陈芳允偏偏就在60岁那年实现了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愿望。那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東，当他能自由翻阅国外英文版的报刊资料时，他发现中国因十年动乱，已经被世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远远地抛在时代的后面。中国科学家如果不赶快从痛苦中崛起，奋起直追，科技强国梦只能是梦，而不能变成现实。陈芳允抓住这个时机，想改变一下自己，他觉得部队是钢铁长城，“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已经秩序大乱，部队仍然稳如泰山，他喜欢安定团结的环境，他盼望自己能成为这支绿色部队中的一员。当时，陈芳允已经在国防科工委所属基地做了十年的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不过他也考虑到自身的不利因素，60岁开始军旅生涯，他已不再年轻，还能做些什么?陈芳允考虑成熟以后，郑重地向组织上提出了要求参军的请求。

陈芳允要求参军的报告很快得到了组织的批准。这个花甲之年的新兵刚穿上军装，就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洛阳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有趣的是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搬到河南洛阳以后，和他一起上任的还有一位副所长沈荣骏，他们可以说得上是老友重逢，都是中国航天测控的创业者，两个人在工作上一直配合默契，只是年龄差距较大，沈荣骏比陈芳允年轻20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忘年交。他们的相识在大西北，十几年前，他们曾在那里共同建设中国的航天测控网，在工作中他们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参军的愿望实现后，陈芳允入党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了。经过一年多的考察，沈荣骏觉得陈芳允基本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了，就鼓励他写入党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

虽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陈芳允多年的愿望，可他拿起笔来写入党申请书时又有点不自信了，他心里在嘀咕：自己是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和他一样的老科学家们大多是党外人士，他刚入伍，党组织能吸收他入党吗?陈芳允把写好的入党申请书悄悄地放在抽屉里，等待时机。沈荣骏对陈芳允说:“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好?你不是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吗?你应该放下包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陈芳允面对这位年轻的领导点了点头。他不知自己该表什么态，所以什么也没说。但他从心底里打消了顾虑，他开始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以共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沈荣骏作为陈芳允的入党介绍人，思想上开导他，工作上给予他很大帮助。陈芳允的思想开朗了，人也活跃了许多，他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科研上也解决了许多难题。1977年，陈芳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陈芳允已经61岁了，他觉得自己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陈芳允对工作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标准。他病逝后，在他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但他为我们国家所须所做的贡献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从863计划的提出到2000年，十五年，“863”计划15年中获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

陈芳允在中国科大建校初期兼任教授。1962年10月13日举行的无线电电子学系兼职教员座谈会上，陈芳允说：“基础重要，但不是要求什么都会，而是要求有能力很快就学会，无线电系的基础除物理、数学、四大力学外还有无线电基础、电路等是要主要专业基础课，物理系主要专业基础是四大力学。不同性质的系对基础有不同要求。而地球物理系（第一专业）既是物理的，又是无线电的，仍只学五年，时间有限，听我系的课总有困难，因而要求明确。克服办法：最基础的（数学、物理）可考虑少些精些，当然，加长学制也是办法之一。我们系基本上是一、二个室对一专门组，而各室有不同要求，因此对基础课、专业课又有不同要求，专业课很专，这样对学生是否好？各个室希望马上能对口工作，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打好基础，专业课不宜划分过细，要少些，可几个室对一个专业，以适应各室的要求。”

“搞毕业设计外文很重要，一种外文要在搞毕业设计前，就达到有阅读能力的要求，不过学生在毕业时才有一种外文的阅读能力的要求低了些。”

“目前，主要是靠所里教师讲课，培养师资，助教要早日确定方向，争取自己也搞些研究，能自己讲课，我接触到的一些助教，水平也不坏，所里专家讲专业课，但专业基础课不一定都讲杨武汉：科大应迅速培养自己的专职师资队伍，所里专家兼课这很好，但有些基础课，专家目前已不搞了，讲这些课对工作有妨碍，希望科大有自己的教师队伍，助教是外校来的，我接触到的，他们都不坏，个别好的也有，但能不能适应要求。要想一向办法，比如以后可以留下一些好学生，充实助教队伍；请专家们帮科大带研究生；尽快加强实验室建设，搞好基地。”

“搞毕业设计，替学生呼吁一下，同学图书条件太差了，借书问题要设法解决，还有加工、器材设备等方面也要提前作准备。”

“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四十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是陈芳允写的两首诗，也是他的人格和精神品质很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