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非常感谢包信和校长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回到母校，与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共享、庆贺母校的65岁生日。

64年前，我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第二届的一名学生。当年最热门的是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编号1系。生物物理系是个小系，编号12，1959年才招50名新生。我因为最后一个报到，所以学号是5912050。那时人们预测，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时代，中国科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物理系。

今天，我回到 59 年前离开的母校，这是一种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另立门户的儿子回老家的温暖感觉。现在我最想说的是向母校——不论教过我的、没有教过我的，已经退休的和在职的，所有的老师们、员工们，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和感谢！感谢你们，特别是早年一路陪伴在科大母亲的身边，艰苦拼搏，经历了最困难日子的老师们，是你们的坚守，成就了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最好”的大学。这个“最”不是论校园大小、人数多少，也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统计的排名，而是我们每一个科大人心里最真实、最自豪的对科大的“最爱”，对科学的“最爱”。1974年，中国科学院以极高的政治敏感性，高瞻远瞩地委托中国科大开设英语口语培训班，这是国内高校最早着手为今后国门打开后，培养具有在开展科研工作上具备国际交流能力的人才。于是，我有幸在毕业11年后又回到母校，参加了由李佩先生主导的第二届培训班，你们可以想象“在与牛羊鸡鸭同乐的校园里，接受超一流的英语培训”，那是何等的浪漫，那是一段影响我科研生涯的又一段重要经历。

要牢记使命，必须不忘初心。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我这代人就是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成长起来，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1956年底，国家发布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第一个发展纲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目标是迅速壮大我国的科技力量，力求使某些重要和急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尽管我们有一批从西方留学归来的顶级爱国科学家，但显然还远远不够，新中国急需自己培养大批的优秀的新兴学科方面的尖端科技人才。咱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横空出世的！我用“横空出世”绝对实事求是，从1958年3月郭沫若院长提议建校，到9月19日定校歌，9月20日在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大礼堂举行中国科大成立暨开学典礼，才6个月！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中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大的诞生。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聂荣臻元帅大力支持，郭沫若先生亲自担任校长，中国科学院集中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贝时璋等中国顶尖的科学家群体，居然只用了半年时间，从零开始建起来了一所崭新的大学。她继承抗大红色基因，逆大学理工分家的主流，高起点地把大学定位在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新型的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教育和科研结合的大学。

中国科大的诞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新奇迹，而后经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80年代，“只有那些不要命的才敢考科大”；中国科大学生考取CUSPEA项目人数占录取总数的25.8%，为全国之冠；创建少年班，并坚持至今；创办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在高校中建设第一个大科学工程，前三届毕业生中当选为“两院”院士者在全国高校同期毕业生中名列第一等等。

“中国科大”是我生活中一个特别敏感的关键词，每当未来科学大奖、科学探索奖，新基石奖等奖项公布获奖人名单，我首先寻找的是科大人的名字。量子通信“京沪干线”、量子卫星“墨子号”、光量子计算机“九章”、铁基高温超导、科大讯飞智能语音，还有此前正式启用的墨子巡天望远镜等，其实我都不太懂其中具体的原理，却经常挂在嘴边向周围人夸道：“我们科大做的！”

从北京玉泉路的创始地到合肥金寨路的新校园，校园里的人和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样东西始终没变，我相信也永远不会变，那就是科大的创新精神！创新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已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已铸成我们永恒的灵魂。“我创新，故我在”！

前面说到三四十年前的CUSPEA 项目，中国科大学生占全国录取总数的四分之一，说明中国科大学校好、学生质量高，可以到世界顶尖学府去深造。现在我在想，一定会有一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青年学子都希望到中国来，到我们USTC来留学。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成为了真正的世界科技强国，这一天的到来靠年轻的你们。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