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毕业纪念章，我保存的另一件科大“古董”是我的俄文课本，蓝色封面，上下两册。这是科大自己编的教材（这两本教材已于2018年中国科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捐赠给科大校史馆）。每当看见这两本书，除了怀念玉泉路19号的大学生活，怀念我的俄语老师张传照，还经常有一点酸楚的心痛。因为原本非常喜爱学外语的我，竟然一辈子没学好一门外语。

半个世纪前，学俄文是潮流，我从中学到大学，全是学的俄语，大学里还当了俄语课代表。直到中苏关系破裂，我们进入专业课时才从abc开始学习英语，刚学了点皮毛，就毕业了。

工作以后，英语成为最重要的外语，我便自学英语，办法是靠一本英语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死啃英语专业书，因为当时最迫切的需求是“看懂文献”。几年下来，练成了只会看本专业文献，其他专业的词汇和生活词汇几乎是空白，口语更是说不出口，成了“哑巴英语”。离开科研领域以后，接触外语的机会更少了，我的英语水平也止步于此。而俄语则由于长期不用，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我把两本大学俄语课本和一本俄语辞典一直留着，像怀念一位远去的朋友，不时翻出来看看。

但是我学外语的念头一直都在。

当时，恰逢市里要在我所在的工厂选拔一名技术人员去日本学习。通过政审后，我被安排作语言上的准备，所以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投在学日语上了。尽管去日本的事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无声无息了，但我学日语的兴趣不减，买了大大小小的日语工具书不下几十本，坚持业余学了三年。日语班结业，我成绩不错，但工作中用不上，一年一年过去，我的日语只剩下“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的水平了。

我虽不像原来研究所的老同事那样能到国外学习工作，练就一口流利的口语，但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我曾去香港工作了几年，总以为香港人说英语很多，可以借此学学口语，谁知人家见到我，宁可讲蹩脚的普通话，也不用英语同我交流。究其原因，一是我的英语不太好，二是香港人学普通话的热情特别高，跟你讲话正是他学习普通话的好机会。等离开香港回内地时，我发现我的英语口语水平还不如我讲广东话水平高，因为我上街购物，到集市买菜，真还学会了一些广东话。

去美国的时候，也想着学口语的事，结果我周围大部分是中国人，普通话通行无阻，我倒是在shopping mall里学了一句“just looking”，那是为应付店主老来问我要买什么，而我什么也不想买而学会的。哪知道我真的到美国just looking一番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