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5日下午，我正漫步在挪威奥斯陆街头。一声信息到达铃响，我拿出手机，不想一条令人伤心的消息映入眼帘——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心中的悲伤油然而生。刹那间，我的脑海里涌现出45年前，在北京后椅子胡同的四合院里，第一次见李政道先生的情形。

那是1979年春天，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李政道先生在北京讲学期间，到后椅子胡同我爷爷严济慈的寓所拜访、议事。那天，时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吴塘先生陪同李政道先生来到后椅子胡同的四合院。我爷爷高兴地拉着李政道先生的手，引着他们到西屋客厅坐下。随即，奶奶叫我去给客人倒茶。

我小心翼翼地端着茶壶走进客厅，十分拘谨地给客人和爷爷倒茶。之前爷爷已经说过，今天要来的客人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因此“李政道”这三个字，在我心中已如神一般的存在，乍一见到真人，不禁有些惶恐，十分忐忑。没成想，李政道先生在我倒茶后，居然起身向我鞠了一躬，连连道谢。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先生。他慈颜善目，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全然不像我想象中的科学家那般严肃、古板。那温馨的画面在我脑海里至今仍无比清晰，永志难忘。

那一天，李政道先生来到后椅子胡同，跟我爷爷商讨合作组织中美联合招考留美物理研究生项目，尽快解决中国科技人才断层等问题。对于他们谈论的这些事情，当时的我听不大懂，也不明白其中的意义。直到几十年后，当我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交往日渐深入，我才明白了，那一天，在后椅子胡同四合院的西屋客厅里，李政道先生和我爷爷的叙谈，对于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腾飞和发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明白了，爷爷和李政道先生半个多世纪来的“忘年交”情谊有多么深厚，多么难能可贵！

因战火中兼职而结师生缘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苏州。李家是一个书香世家，李政道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之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少年时便崭露头角，英才可期。

1943年，正值抗日战争胶着时期，兵荒马乱中，17岁的李政道在贵阳以同等学力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当时已西迁贵阳的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录取。

进入浙江大学后，很快，李政道便陷入了对物理学的热爱之中。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引路人——物理学家束星北。于是，他转到了物理系。

谁知，一年多后战火又烧到了贵阳。此时，19岁的李政道已立志攀登物理学高峰，不想因战火而中断学业。他辗转至昆明，通过自荐，转学西南联大物理系，插班入读二年级，成为物理学大师吴大猷的学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爷爷带领着北平物理研究所同仁，也南迁至昆明。此时，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也是爷爷在北平时期的好友饶毓泰、吴大猷等先生，便邀请他到西南联大任兼职教师，讲授物理基础课。

就这样，转学到西南联大的李政道，也成了听过兼职教师严济慈授课的学生之一。

李政道在联大呆了一年多后，由吴大猷先生推荐，被选拔赴美深造。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他有幸拜入物理学大师费米（E. Fermi）门下。由此，学力突飞猛进，很快就建立了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理论，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性研究成果，并和杨振宁共同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年仅31岁便摘得诺奖桂冠，誉满天下。

然而，近三十年后，不论相见还是通信，他对当年在西南联大给他上过课的兼职教师仍以“老师”称呼，足见其不仅才气横溢，而且有情有义，谦逊有序。

继1979年在北京后椅子胡同四合院长谈后，李政道先生又于1982年、1984年多次来到后椅子胡同看望“严老师”，依旧叙谈许久，悉心交流。两位富有远见、敢于承担的科学家，在关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国际交流等方面规划愿景、探寻路径，商讨切磋中，磨合出了许多好想法、好办法，为日后培养一大批国际化的科技英才，促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9月，爷爷亲笔为《CUSPEA纪念册》作序，盛赞李政道先生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详述他为中美物理学术交流所做的大量工作。鼓励青年向李政道先生学习，早日学成归国，为科学建国、富国、强国做贡献。

1991年1月，李政道先生从大洋彼岸寄来亲笔题词“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以贺“严济慈老师九十大庆”。

因科学报国而成忘年交

共同的科学报国情怀，是这一对因“兼职”而结缘的师生得以长时间相知相交的凝聚力；对发展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共同愿景和携手奋斗，使他们成为令人艳羡的“忘年交”。

爷爷的一生都致力于科学建国、富国、强国的追求。在那特殊时期，尽管他无能为力、难以作为，但深存于内心的信念始终未曾泯灭。上个世纪70年代，李政道等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相继到来，又燃起了他的希望。李政道先生的一声“老师”，仿佛一场甘霖滋润了他那近乎干涸的心灵，唤起了久藏心底的热情——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振作精神再出发。

此后，爷爷与李政道先生交往密切，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共同商讨各种路径和办法。他们同心同德，惺惺相惜，全然不因年龄和环境的差异而有阻碍。

1979年，李政道先生来到北京后椅子胡同爷爷的寓所共商如何为中国尽快培养出科学技术人才。李先生说：“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爷爷深以为然，全力支持，尽快落实。

1983年3月5日，李政道先生写信给我爷爷，提出“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初步建议”，反复强调基础科学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他说：“没有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这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

1984年5月18日，他从美国寄来厚厚的15页长信，除了一页的叙事外，其余14页是“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李政道先生总是说，自己平生最大的心愿是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

1985年1月30日，李政道先生在给我爷爷的一封信中夹了一篇写给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信，托请转交。可见，这位比他年长26岁的“兼职老师”，在他心里是可信任、可托付的。

在给宋健主任满满七页纸的信中，李政道先生向这位担负着中国科技发展大任的行政掌门人反复阐述加强基础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和措施。他说：基础科研一方面对生产科研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又有自己发展的规律，需要一种独立性来保证工作者精力的集中。所以，在改革体制的过程中，我认为对在科学院及大学的研究院中的基础科研更需要额外重视并严加保护……要长期改善和保证国家的富强，必须在科技上有真正的力量，能创新，能做出别人做不到的成就。因此培养、保护和发展一组“基础科研”的精兵是必要的……基础科研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教育及各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全国的精神生活在多方面更加丰富，增加人们的自信和自尊。所以对中国这样一个史长人众的国家，建立一支站在最前线的基础科研队伍，对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提高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字字珠玑，情义拳拳，炽热的爱国、报国情怀跃然纸上。

爷爷对这个“忘年交”是赏识的、敬佩的，更是信任的、爱护的。对于李政道先生建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少年班，倡导建立中国博士后制度，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帮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他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得力的推动者。以至于每次开会或在其他公共场合，爷爷都坐在李政道先生的身边，以示一个同行老者的支持和爱护态度。

当有人以极左的思想或因对先生个性的偏见而阻挠李先生在中国的各项工作实施时，爷爷总是千方百计地动用自己的威望和资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极力化解障碍，消除误会。他们俩可谓改革开放时期发展中国科学教育和促进中美科学交流的“最佳拍档”。

（本文原载墨子沙龙微信公众号，刊出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