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1901-1996），字华庭、慕光，号子祥、厂佛、岸佛，浙江东阳人，九三学社社员，物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研究水晶压电效应第一人，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和应用光学等方面做出重要成果。

严济慈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部机关和院所领导，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始人和老领导之一。对于中国科大和研究生院的师生，严济慈可谓呵护备至，他曾说，中国科大是他的“掌上明珠”，要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并且说到做到、有求必应。他的科学教育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科大办学理念，指导着中国科大办学实践，对高校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教学相长 桃李不辍

在长期的研究与教学生涯中，严济慈对于教学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深谙教学艺术的重要性。他曾说：“要教好书，除要有真学问外，一要大胆，二要少而精，三要善于启发学生、识别人才。”教师则“要像演员一样，不管是唱京戏、演话剧，上了台就要摆出‘老子天下第一’那个样子，要‘目中无人’，要用自己的话把书本上的东西讲出来，要发挥，要有声有色。……要做到这一点，诀窍就是讲课不要现准备、现讲。要做到需要准备才能讲的不要讲，不需要准备就能讲的才讲。”

严济慈认为，教师首先应当对自己讲授的内容融会贯通、如臂使指，“教师要掌握这门课，首先要抓得起来，然后将它揉搓成团，再取其精华。”“总之一句话，必须真正掌握了自己所要讲的课程的全部内容。怎样才算真正掌握呢？要像杂技艺人玩耍手中的球，抛上接着，得心应手，可以随便怎么玩都行，这才算真正掌握了。”这正是严先生数十年教学的经验总结，是教学艺术的典范。

在严济慈看来，教学是“一个提炼蒸馏的过程，教师不仅要给同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同学做学问的方法。教师不是一个活的图书馆，而是有创造性地给同学们传授知识，所以讲课要大胆地发挥，要有自己的特点”。1958年中国科大成立后，严济慈时隔三十年重上讲坛，亲自讲授普通物理学和电动力学达六年之久。他渊博的学识、对物理学的精深理解和高超的讲课艺术深深吸引了科大学子和慕名而来的外校学生，盛况空前，传为美谈，令许多听过他课的同学终身难忘：“严老每次讲课都……以洪亮的声音、严谨的逻辑、周密的推理、明晰的概念、生动的语言，……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科学创造思维与科学美的熏陶。”

科教融合 通专并重

严济慈在南京高师求学期间，先入商业专修科学习，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第二年他毅然决定“留级”转入工业专修科，后又辗转转入数理化部，终于找到自己志趣所在。这一经历使严济慈非常注意保护学生的个性，主张学生可以自由转学和实行学分制旨在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他认为，培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拼搏精神是科学创新的关键，号召青年“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严济慈一贯倡导教学与科研并重，是当今中国科大科教融合办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认为，优秀的教师必须从事科研工作，“一所大学应该成为以教学为主的教学科研中心。教书的人必须同时做科研工作，或者曾作过科研工作，搞科研的人还要教点书，多与青年接触，这样帮助你多思考一些问题。”在领导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期间，他认真贯彻所系结合的方针，敦聘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到院上课，礼聘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等世界级科学大师到校讲课和作学术报告。在他的领导下，研究生院很快形成了“重基础、重前沿”的独具中国科学院特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在中国科大教学中，他大力倡导著名教授上基础课并亲身垂范，重视基本概念等基础知识，鼓励学生“要把自己的专业基础打得扎扎实实，还要使自己的知识面尽可能宽一点，在精而广的基础上锻炼自己的独创能力”。在国内他较早提出：“理工科的学生应该读点文科的书。同样，文科的学生，也应该读点理工科的书。”在严济慈看来，只有具有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才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才能在研究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创造性。

对于教材建设和教材编写，严济慈同样极为重视。他认为，科学家参与教材编写对于提升科学教育水平至关重要，编写教材，切不可东拼西凑、剪剪贴贴，而要像蜂酿蜜、蚕吐丝，历经千辛万苦、融会贯通，最后一气呵成，用自己的话写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教材。他以中国科大讲义为基础编著的《电磁学》和《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在出版后深受欢迎，即至耄耋之年，还应约请改编白话文版《几何证题法》出版。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科学家编著教材做出了表率，编写的教材更是嘉惠几代学子，影响深远。

念兹在兹 情系科大

1958年，严济慈参与中国科大的创办，1961年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后，他负责领导全校教学及四个系和三个教研室处的工作，认真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以及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为中国科大刚成立不久就跻身全国顶级重点高校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7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决定在北京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报告获批之际，严济慈于1977年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的文章。1978年3月1日，研究生院正式成立，严济慈出任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的首任院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严先生带领研究生院迅速解决了专职教师很少、校舍严重紧缺、课程体系尚未建立等系列问题，建成具有中国科学院特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为研究生院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2月，严济慈继郭沫若之后出任中国科大第二任校长，在担任校长的5年中，他高瞻远瞩，推动解决学校战略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为中国科大的凤凰涅槃奠定了坚实基础。耄耋之年的他不辞辛劳，多次到合肥检查指导学校工作，亲自拜访安徽省和合肥市领导，争取到他们的大力支持。1983年11月，他上书邓小平同志并获得小平同志的支持，将中国科大增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10所大学之一。此后，中国科大的各方面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88年5月，在中国科大建校30周年校庆之际，严济慈为学校题词“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明确提出了中国科大的办学目标，要求同学们不仅要为祖国繁荣昌盛而拼搏努力，还要为世界和平进步而奋斗终身。晚年的严济慈实现了从一位爱国的科学家到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忆当年，1927年，严济慈离法取道海路归国。在回国的船上，著名画家徐悲鸿一眼认出他并为他画下素描肖像，誉其为“科学之光”，这一评价可谓恰如其名。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先生虽已仙逝二十八年，但他的科学教育思想却并未过时，与他的科学教育实践一样个性鲜明、价值恒久、光耀寰宇，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科学遗产。

（摘选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家精神事迹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