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为纪念我校校友在“两弹一星”研制事业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学校档案文博院“科大史话”口述校史项目组围绕“两弹一星”专题，对部分从事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校友进行了访谈，听校友们回顾那些年“科教报国”的往事，致敬那一段“惊天动地”的岁月。本期起，《中国科大报》将陆续刊登部分访谈文章，以飨读者。

2024年4月，彭友贵校友在武汉接受访谈

彭友贵（1938－），湖北武汉市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科大1959级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校友，知名核物理和核技术专家。196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基地）工作，先后在青海、四川两个基地，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大型电子感应加速器、强流脉冲“闪光一号”电子加速器的研究和实验工作。1984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颁发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0周年金质奖章和证书。1981年调入武汉大学任教，参与建立了在国内有影响的加速器实验室，获得了全国高校设备仪器协会颁发的设备研制一等奖以及省级、市级和校级多项奖励，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得专利两项。

万绚（中国科大档案馆工作人员）：彭老师您好，可以给我们讲讲您在我国第一个核基地---青海金银滩，与原子弹亲密接触的故事吗？

彭友贵：我是1964年毕业分配的，当年9月前去221核基地报到，单位在西宁的西边约100多公里的金银滩上，我们到青海去的1000多人，一律都被叫做“北京大学生”，实际上不光是北京来的，但北京来的最多，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有70余人。青海的冬天零下20多度，当时条件不太好，没柴火烧炕，经常有人半夜冻醒了就开始呕吐。

第一颗原子弹叫“596”。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为了牢记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命名为“596工程”。1964年10月16日，我们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道，由于我们是在这个事件之前报到的，所以都被计入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功臣”的行列里。

我第一次参加的核实验，是改进型原子弹，叫“548”。1965年11月初，我们研究组的高同佐组长派我及其他两位新来的大学生参加由刁绍森领导的火花室测量队，任务是测量改进后的原子弹的中子产额。火花室原本是用来测试射线的径迹，刁绍森同志为了这次任务，对结构作了改造，用适当厚的铅皮包装，屏蔽所有的射线，只让高能中子穿透，与火花室中残余气体碰撞电离、击穿放电，记录每一个放电脉冲，代表接受了一个中子，再用立体角方法，推算出爆炸时产生的中子总量。这种方法只是测量中的一种，还要和其他测量队的结果对比。火花室有24台，每台都用铅皮包装很沉重，我们每天要到六场650工号上班，这个工号是专为大型试验建造的碉堡，里面面积很大，大概有20至30平方米，摆满了设备。我们队在最里面，分配有一套同步器和一台苏联进口的OK-21脉冲示波器。我们用卡车运来的火花室全部放置在碉堡外不远的地方，扇形摆开，从碉堡在地面上小的预置孔，穿每一根同轴电缆，将火花室与雕堡内同步延时器相互接好、固定。我们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重复给每台火花室加电压，在场外打开中子源的盖子，让其中子射进火花室电压击穿，在示波器上观察脉冲是否正常，工作紧张而有序。院、部领导对这次试验很重视，王淦昌副院长等领导经常来看望大家，询问准备情况，鼓励我们把工作做好做细。工号内每天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就这样忙碌了半个月，有一天晚上，我所在的研究室主任黄世明突然在我们宿舍召开全队会议，宣布命令：任命我为代理队长。虽然我内心害怕，但临场受命,只能勇往直前。大约十天后，也就是1965年12月16日正式开始试验，早上到650工号外面，救护车、消防车停放待命，院、部各级首长亲临现场督阵。我们照常规进工号检查工作，突然发现编号为21号的火花室接收不到信号。此时我义无反顾，披着棉大衣就往外跑，找到了这个火花室，它被放置在要试验的原子弹的桌子下面。这颗原子弹与武器级的真弹比例为1：1，直径大约1米左右，放在1.5米高的一个专门桌面上，有很多孔，是准备装雷管的地方，我只能爬进去接线。高原上的冬天很冷，趴在地上手脚都不灵活，一个小小故障花了好长时间才处理好。回到试验大厅一看，个人随身携带的辐射剂量仪数字显示严重超标。试验时大家肃静操作，试验后认真处理记录底片，通过计算总结，主任签字上报，才算圆满完成了任务。这项工作后来得到了试验部的通报表扬。（下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