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西南联大，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西北联大，西北联大是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三所院校组成的，但这所大学不但没有取得西南联大那样的辉煌，反而中途停办，究其原因，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三校之间不团结所致。而西南联合大学在八年办学过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怀，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走过烽火岁月，共创辉煌。当时，三校的各自校长分别是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校长）和张伯苓（南开校长），但后来实际负责任的是梅贻琦校长，因此可以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形成通力合作的局面，贡献最大的是梅贻琦校长，我想，这与他的人格风范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梅校长有着近乎完美的人格，才奠定了三校八年合作的基础。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物质供应困难，联大师生生活非常清苦，梅校长就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度过难关，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有一些暂时不用的设备，于是清华就成立了清华服务部，用这些设备进行生产，用赚来的钱来补贴教师的生活。按理说，这些设备是清华的，与另两所学校无关，所以，所得就可以不考虑另两所学校。但梅校长不这样想，他顾念北大和南开的同人也同样贫困，所以每当年终分配时，也送给北大和南开的教师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用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由此可以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精神。

    梅校长的为人风范，还表现在他与人相处时的处事方法上，罗常培是北大教授，据郑天挺回忆说，1941年5月，郑天挺和罗常培、梅贻琦校长一同前往联大叙永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看望那里的人员，在返回途中，罗常培因为什么事大发雷霆，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隔阂，而且会影响到各学校之间的关系。当时，面对怒火冲天的罗常培，梅贻琦校长表现得异常平静，他静静地听罗常培说，直到罗常培把话全说完了，发足了火以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梅校长平和、恳切的态度，让罗常培立即火气全消，事情就这样平息了。这只是梅校长与人相处的一个片断，我想，类似的事，在八年联合办学中肯定还发生过不少，但因为有了梅校长的处事方法，所以才保证了彼此之间能相处融洽，毫无芥蒂。

    正是因为梅校长待人诚恳，公正无私，所以得到了另两位校长的信任，因此，在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就对北大的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天津话，意即“你作我的代表”之意）。而蒋梦麟校长则放心地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用蒋梦麟的话说，联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智慧。而蒋梦麟之所以能这么放心、放手，正是基于对梅贻琦校长的信任。

    正是由于梅贻琦校长崇高的人格风范，所以才奠定了联大的合作基础，所以三所学校不是互相拆台，而是互相协作，亲如一家，据郑天挺回忆，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年校庆，张伯苓当时人在重庆，但他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与南开是“通家之好”，所以应当给予祝贺。黄子坚在会上解释“通家”的原因，说是因为梅贻琦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才生，冯友兰一听，连忙上台也叙起“通家之好”来，他说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的文学院院长，但出身北大。于是，会场发言异常踊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非常感动，因为三校纷纷讲述“通家之好”的场面，正是三校团结的表现。于是便想到了影响到这一局面的校贻琦的人格，并再次产生了仰望的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