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位科学家，由于身体力行，在科学界被公认为“实验地球物理学家”，解放后我国培养的物理探矿专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同行中总被排在前列，对攀枝花铁矿和大庆油田的探测曾经做出过突出贡献。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秦馨菱先生。

先生本不是教师，当年在中科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号召下，秦馨菱先生担任我系探空技术专业主任，理所当然挑起了重担，教了我们好几年《普通物理》《无线电遥测技术》等，他的皇皇巨著《地球与空间科学观测技术进展》早已传之于世，我这里回忆的是他对我们言传身教的往事。

秦先生接受教学任务后，为了备课，春节期间也闭门谢客，在门前贴一纸条，并留有一支笔。纸条上写着：“春节备课，恕不接待，请留芳名，节后回拜！”堂堂大科学家给初入大学的学生开《普通物理》，应该是不在话下，他本来就是1937年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但他举轻若重，一丝不苟。先生他的课很有趣，他总是联系实际，拿出实物，举出实例。上课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拿出一样小玩意儿来。如讲到陀螺仪的原理，他就从包里取出一个小朋友的玩具——用鞭子一抽就团团转的小陀螺，竟让它在讲台上转了起来，直观形象地帮助同学们理解知识点，他讲起高速旋转的陀螺有一种力维持其方向不变。其原理在现代航空、航海中都有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的需要，先生后来从干了20多年的物理探矿转到探空技术研究，许多年轻人都想不通，但他毫无怨言，淡淡地对同学们说“过去探矿时就怕探‘空’了，现在我们可是专门搞探空技术了”。当时探空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他从头学起，教我们《无线电遥测技术》两大本讲义都是他自己编写的。而且还培养了一支队伍，他的学生中有的已成为院士。

秦先生为人特别实在，他的主任办公室门总是敞开的，办公室不大，三面都是直到房顶的书橱，进门就是一大排书架，书和杂志大都是他自费购买的，多是外文资料。谁都可以去借，我们实习的学生也可以，但必须在挂在书架上的本子上登记。他买书和订杂志都是双份，他的道理很简单：万一有人丢了，还有一份好用。他的办公室总有雨衣雨伞，而且不止一套，他的同事说我们都沾秦先生的光。他的自行车也是两辆，一辆自己上下班用，一辆公用。那把公用车的鈅匙就委托我的一个同学保管，谁有事就用。所以他们那里好多年轻人初学骑车都是用这辆“公用车”学会的。他的英文打字机也是两台，一台是专门供大家练习用，有许多人借此学会了打字，学好了英文。他自己的照相机及镜头都是长期给实验室公用的。由于热心做好事，常常化私为公，在文革中曾被批为“拉拢群众的好人主义”。想想有领导这么“拉拢群众”，这该是多么好的事！后来我们在他身边实习毕业了，分配到上海工作，后来又接受中科院下达的生产任务，再次回到他那个研究室做实验。当时秦先生虽然挨批了，但“本性不改”，把自己家中的床单拿到单位当窗帘，用来给实验遮光，还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了上天的仪器电缆漏气、测功率等难题。

秦先生热心培养年轻人，他曾在美国学习三年，看到新进所的工作人员英文水平不好就主动为所里的年轻人开设英文课，当时没有合适教材，他就自选自编自印，发给大家学习使用。我们在那里做毕业设计时，每周一次的晚饭后，大家都带着椅子坐在楼道里听他讲课，我记得有一课是选自《居里夫人传》，还教了一首《义勇军进行曲》英文歌。

所里人都知道秦先生很守信用，每逢上课，“只有学生不来，没有老师不来的时候”。1962年春节，我们赠他的贺年片上，引用了顾炎武的一联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很高兴，给我们讲探矿的故事，指着书橱里的一块石头说，这上面还有狼粪，野外工作什么情况都要有准备，什么苦都要能吃。

我们毕业时，请他为我们临别赠言，关于业务工作他说“我们搞技术的就是手艺人，要学会自己动手去做”；关于生活方面找对象就会说最好“就地取材”，两地分居是很麻烦的事；因为他没孩子，笑说“我们是天然绝育者，你们要计划生育，一个不少，两个不多”，后来我们同学中绝大多数都是一个或两个孩子。

秦先生是88岁去世的，我们后来去探望师母吕式瑗教授，她拿着一个相片架，深情地说：“这是他最后自己动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