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有很多勤奋工作、虚怀若谷、热心教学、关爱学生的好老师。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为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好学生，为中国科大在海内外赢来良好声誉。在母校60华诞之际，不由深深怀念那些奉献了一生来教诲我们、培育我们的老师们。他们当中有些在安度晚年，有的已离我们而去，朱兆祥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朱老师于2011年11月28日辞世，距今已近7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留在我的脑海中，他是我做人的榜样，永恒的楷模。

朱老师一生兢兢业业，从解放前在宁波做地下党工作开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我认识朱老师是在1963年。那时他是中国科大爆炸力学专业教研室负责人，我是近代力学系59级爆炸力学专业学生，担任班里学习委员。在这段时间里，我与朱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老师在教学上一丝不苟，书教得很好。“振动与波”讲得很活，生动易懂。他讲课最大的特点是，不是简单地转述书本知识，而是用他对知识的理解来启发我们进行思考，颇有传说中的孔圣人的风范。

他不仅在黑板上仔细推导公式，还亲自刻蜡板制作讲义，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培养我们自学能力，还组织课余学习小组，带我们学习《分层介质中的波》一书。由于我是这个小组的联系人，自然与朱老师接触得多一些。我发现朱老师不仅学问做得好，待人也非常好，从没有架子。周末有时我也到朱老师所住的中关村62楼去玩，他和他夫人邓爽老师也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待我。多年来，我们是师生，如父子，也是朋友，和他的孩子们也情同兄弟姊妹。

朱老师对做学问，要求很严，一丝不苟。他时常鼓励我们，遇到困难时，一定要坚持，要有韧劲。我在中科院力学所工作期间，曾被指定负责岩石力学性质的研究，可做了一段时间，看不出太多成果，感到岩石实在太复杂。正在此时，我做了一个有关金属问题的调研。朱老师看了我的报告，鼓励我说：“报告写得很好。”但我把想转过去做这一新课题的想法与他一说，他却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在岩石领域啥都没做成，怎么转？”

他还亲自陪我去地质所找人请教。那时候，他也应该是接近60岁了，还与我一道骑自行车去。有一次在去祁家豁子的路上，朱老师还不幸滑倒了，直到现在，我对此还感到十分内疚，觉得是我没照顾好他。在业务上他耐心指导、认真把关，对我们的文章会逐字逐句地修改。可当文章要在《力学学报》上发表时，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让把他的名字写上。老师就是这样，不计得失，甘为人梯。

1959年朱老师在罗湖桥接钱学森先生归国后，曾协助钱先生组建力学所，是力学所元老，建立力学所的功臣。他对力学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后来，朱老师接到了组建宁波大学、并出任校长一职的使命，离开了北京。多年后，在卸任宁波大学校长前夕，他表示要回到中国科大力学所的愿望，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当我把他这个想法告诉郑哲敏先生后，时任所长的郑先生当即表示非常欢迎。经过郑先生的努力，朱先生在晚年又回到力学所继续做研究工作，指导学生，还在力学所为我们开设“细观力学”课程，很受大家欢迎。

1990年我到了瑞典，朱老师仍然一直关心着我。1994年他花了很多时间仔细阅读我的博士论文初稿，提出我应该思考的问题及修改意见。迄今他那清秀独特的书写，还保存在我的文件夹中。虽多次搬家，多次轻装，我还是把它从国内带到国外，又从国外搬到国内。每每看着朱老师那刚劲有力的字，都倍感亲切，增添力量，也鞭策着我不断奋进，即使在国外也要展现中国学子的风范。瑞典的吕勒奥大学（Luleå）一直有向全世界招聘教授的传统，这是为了确保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可以有较高的教学质量。2002年，我应聘成为Luleå大学第一个来自中国的教授。

在朱老师80大寿前，我回国时曾建议他把研究成果及讲课内容整理成书。他80大寿那天，我从瑞典打了个电话给他，我们也谈起这事。不曾想，可恶的病魔已经慢慢向他接近了。

真诚感谢在我人生路上遇到的所有老师们，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辛勤培育，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年的同窗如今也都是70多岁近80的人了，在我们共庆母校60华诞之际，我们恭祝仙逝的老师安心，恭祝安享晚年的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