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就攻坚“卡脖子”难题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的采访。

记者：当前，我们仍面临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您认为如何才能在前沿科技领域实现“换道超车”？

潘建伟：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错过了前几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契机，基础研究积淀不足。上游基础研究有短板，对于若干技术突破，即使指标上已满足应用需求，但工程化方面受限于整体工业水平，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部分企业长期抱有“能买就买”的心态，片面追求尽快获利，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整个创新体系的上中下游存在一些缺陷，因此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出现了“卡脖子”的局面。

实现“换道超车”，需面向长远、及早布局、协同攻关。以我国量子信息科技发展为例，在看不到实用价值的起步阶段，我国就前瞻性规划了广域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等长远目标，并有针对性地逐步汇聚人才、积累技术，如中科院组织院内相关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从而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卫星量子通信，推动形成了我国目前在世界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先优势。

基础研究强，国家科技能力才会强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有何重要性？

潘建伟：要想在高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根源上需要重视基础研究。如今，从基础研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链条和周期越来越短，基础研究不再是远离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高深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源头。例如，我所从事的量子信息科技领域，源于对量子力学基本问题研究而发展起来的量子调控技术。经过30年发展，量子信息这一新兴学科已可以在确保信息安全传输、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瓶颈，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发挥好国家实验室作用，推动形成科技自主创新体系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好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作用。目前，我国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了一批国家实验室。您认为国家实验室在承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上，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潘建伟：在科研攻关组织上，国家实验室可以通过“核心+网络”模式，高效汇聚各方面创新要素和优势资源，实现大体量、优势互补的协同攻关。国家实验室负责总体发展战略、统筹安排研究任务和人才培养等，各协同机构充分利用已有优势，按国家实验室的总体规划和安排，合作开展研究。在运行机制上，国家实验室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调动相关单位、团队和个人积极性，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器件研发、工程技术实施、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布局，推动形成我国科技自主创新体系。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记者：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您认为应当如何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培养出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科研人才队伍？

潘建伟：关键是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创新型科技人才取得重大成果往往在黄金年龄时期，大体集中在30岁至50岁之间。应根据科研需要，适当给予正处于黄金年龄的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对科技资源分配的更多话语权和更大主导权，并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心无旁骛地潜心学术。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入方式灵活，对高端人才具有较大吸引力，可以和国家科研经费互为补充，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同时，还需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源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