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教授，1958年至1963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书，后留校任教。一直从事无机化学、配位化学、生物无机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在美国、法国、以色列和挪威进修或合作研究，于2008年退休。

刘文清教授的这篇回忆文章，为我们掀开一扇窗户，一起去回望60多年前的青年学子报考科大的情景。

回首逝去的岁月，有的往事犹如烟云，一飘而过，毫无记忆。可有的往事并不如烟，苦难，让人刻骨铭心；坎坷，让人不会忘怀。我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经历了一定的波折，也成了一生的转折点。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只有爸爸在济南机车工厂工作，月薪为38元。妈妈长期有病，看病吃药，还需要补品增加营养，哥哥在大连工学院读书，也不能太难为他，还有年迈的奶奶(1957年去世)，妹妹以及年幼的弟弟。

到高中毕业时，我遇到了高考和就业的选择问题，家里有三种意见，妈妈想让我到父亲的工厂工作；哥哥自己上了大学，也知道我学习好，希望我考大学；爸爸左右为难。我年轻，当然有当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梦想，同时又深知家庭的经济困难，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临近高考的时候，和我情况类似的三五个同学，聚在一起商量，都决定先顾眼前，放弃高考，日后再图发展。这样一来，别的同学都全力以赴地准备功课，我们几个同学，东逛逛、西走走，十分悠闲，在班里与别的同学形成了天壤之别。

班主任张老师见我无事，就让我帮他抄写毕业生鉴定表，我完成后交给他，张老师有点凝重地说：“你留一下，有件事想跟你说说。”看来张老师是几经考虑后才向我吐露的。

张老师教我们历史课，有相当的阅历，知识渊博，高中一、二年级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告诉我：“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于中国科学院主管，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大学，很有发展前途。你学习优秀，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都好，今年肯定注重政治条件，你不参加高考，会失去一个机会，你再考虑考虑。不过明天早上一定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中午前学校要把报名表上交市教育局。”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受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科学家摇篮的激励，最终还是不愿中止自己的学业，下决心试试。

第二天一早，我找老师要了表，匆匆到阅览室借了份《人民日报》，找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因为我热爱化学并愿意投身原子能事业，就报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作为第一志愿，又随便填上几个其他志愿。

这时候，离高考仅有一个月，我才开始准备各门功课。高考时，第一门语文，是我的弱项。作文还没有写完，就到考试时间了。考完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没有太沮丧。第二门是数学，考完回来，同学间相互核对答案，我发现自己全对了，心里才有了点底。物理考试后，我心里知道一道题有计算错误，但公式是对的。此外，化学和外语是我的强项。

高考刚结束，我们被拉到黄河大堤上参加抢险工作。记得是晚上到达指定地点的，河堤上油灯的灯火晃来晃去，人流穿梭，滚滚黄河水与岸同高，一望无际，狂风掀起的大浪拍打着堤坝。我们的任务是从堤下用麻袋装上泥土，背上河堤进行加固。

干了一周回到学校，离发录取通知书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我听说火车站招募劳动力，每天一元两毛钱，就去报了名，想着挣点钱，如果能考上大学，还可以减轻家里负担。

到那儿一看，其任务是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炉渣抬走，腾出地方来另做它用。两人一个箩筐，用铁锹铲满后抬到几百米外的地方。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半，一天工作7个小时。正值酷夏，每天不知流了多少汗。

每天从学校走到火车站。五、六里的路程，我的鞋都穿坏了两双。每天除去4毛的饭钱，还能剩8毛，一个多月下来，能拿到将近30块钱。我心里挺高兴的，盘算着无论考上考不上大学，都要给自己买双球鞋。

当时，球鞋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时髦的物品，打球时轻便又耐磨，不像家里做的布鞋，常打球的话，两周就能把鞋底磨穿。

临近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回到了家里。每天下午，我都拿个小板凳，夹本书，在村里的那棵大槐树下乘凉，焦急地等待邮递员的到来。我母亲也在那儿做针线活儿，陪我一起等信。

当时，解放后村里已有两个人考上大学，一个是我哥哥，他于1955年考上了大连工学院；另一个是村西头李家的孩子，他在1956年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

就在第三天下午，一个身着绿制服，脚蹬绿自行车的邮递员终于出现在我面前。邮递员大喊：“有刘清亮的信。”

我看到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文信封，喜从心来。打开信封一看，果然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

“太好了”，我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乡亲们见状，忙过来询问，知道我考上了北京的一个名牌大学，都来表示祝贺。

母亲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回去对父亲说：“我们家里穷，孩子的学习却好，感觉有点亏待他们。”

当时，在我们这个有着四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只有三个人考上大学，我们家就占了两个。有乡亲指着我们家的大门，羡慕地说，“这个院里出大学生”。

开学时，我身揣20元钱，带了一床被子和褥子，以及一些零星物品，用一个旧床单打成个包袱，乘火车来到首都北京。我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再坐上学校的大校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来到玉泉路的中国科大校园，开始了大学生活。

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校门